在“文革动乱”的特殊年代的1966年，乡间侯寨村文艺演出晚会上，仅17岁的少年郭长安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以一口流利的相声腔，清利的和搭当一同道出了《红英翻身入社》的相声剧情，立时赢得了台下一千多名观众的掌声和喝彩声。就是在此次演出会上，笔者才得知他就是一队的郭长安，并给我留下了他是一位“能人”的深刻印象。

生产生活在那个极端贫穷极端年头，除了物质匮乏之外，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也极其贫乏。虽然年纪尚轻的郭长安的演技，按时下的审美观的标准去审视：纯属俗、土、粗，甚至是土的掉渣，亦属小儿科，简直难上台面。当时之所以被热捧、被叫好，皆是因那个贫乏奇缺所烘托的结果。

在全国上下一片红，夺权运动的醒风邪雨的危急时刻，国民舞台上只是一味地、千篇一律地演绎着的是江青一伙规定的八个样板戏，银幕上常常充斥着所谓《高大全》式的影视节目，即便如此，那样的文化娱乐享受，也只能是城里人的专利。

在侯寨这个乡村，于是产生了想看文艺演出，就得多跑路的奇异现象。所以，时常在盼望什么时候，什么村有电影，有戏。这一想法常常催促人们着渴望之心，去为看场电影、戏而跑路瞎忙活。特别是青少年，一挨闻听到，哪个村有戏，既是消息不实，可能是白跑路，也非要走上十里八里去探个虚实。当“跑空”未看成戏时，在返程的路上也要自娱自嘲一番，聊以自慰。而且还要兴致勃勃的说上一些调皮话以消解奔波的晦气和疲惫。“咋啦！消息传的就是《红孩儿》（红与哄为谐音）、《南征北战》、《长征》，不是人家说瞎话，而是我们好《长征》......”一席幽默的话语，引起了一阵哄笑，使沮丧的情绪，化为快乐。

记得侯寨公社大礼堂，迎来了省豫剧团公演的《朝阳沟》，这一现代戏。来看戏的全公社社员，竟把礼堂内外挤的水泄不通。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把个偌大的礼堂塞的严严实实。说是礼堂，其实没有一个座位，全是就地坐在那里。公社为了解决秩序难题，就组织起七八个手握二丈长竹竿的“维持”人员。一旦被节目情节激起骚乱。维持们就一定横杆一顿猛扫。弹压不安分的出头鸟，这样的维持方式要撂今天，绝对违法。可那时，绝对稀松平常，人们为了能多看一眼，头破血流，也在所不惜。

所以，即便是村里的小打小闹之演出，也可极大的引起人们的兴趣。在人们看来，能登上舞台演出节目，就是个特殊人物，从此郭长安成了个“名人”。

山重水复，年似落花流水，重重复复又聚首。

时间到达1977年时，郭长安与我们之间从熟悉到陌生又一次显山露出了水面。郭长安此时已在侯寨市场最显眼处，盖起了二层商店小楼，门上写着《亚美综合商店》，还在其后院办起了一座化工厂，专做涂料生产。此时，笔者就找郭长安，表示愿意做涂料销售员，当即我就被批准纳入销售成员。经过一番奔波，三个月下来，笔者成了销售状元。给郭长安厂带来了1.5万元的销售收入。得到了厂长郭长安的褒奖。郭长安在业务会上说：“你们三四个跑了几个月，两手空空，你看铁汉.......”对笔者的赞许，我个人认为郭长安是一位求真务实、知人善任的人。值得信赖，后因其他原因，笔者辞职。一个月后郭长安厂长又将上半年的福利品托人送到笔者的家。

郭长安所办的化工厂涂料厂，后听说办的十分红火。十年间，每年销售收入达几百万。此业绩在刚开放年代应属一种绝对奇迹，百万元在当时每斤玉米仅值8分钱的市值下，是何等概念！

郭长安的涂料厂属大队集体企业，该厂的收获，足足支撑起村的各项公共福利事业。该企业还充分安排了近百名的赋闲劳动力。郭长安在办厂十年经历中，又成为员工涂料技术的培训基地。后来许许多多员工从侯寨村走向全国，并在山西、陕西、山东、东北、内蒙开办了许许多多涂料厂。尽管培训员工不是郭长安刻意所为，但确起到了“一花独放不是春，百花齐放春满园”的效果。

从历史的客观讲，今天看来，郭长安办厂的全部意义，不仅在于集体和他个人获取了多少财富。更在于郭长安富了，不忘乡亲的“一帮一带”的泽惠他人的善举仁德，后来有人问他，他乐观地说：“一个人富了不算富，大家都富才是福。”

如今，郭长安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，他依然持重、慈祥、乐观。当笔者提及他过去的辉煌，他说：“我也是从穷坑里爬出来的人，当能帮助他人时，就要尽点力，搭把手，这也算做人之道罢！”

一位哲人说：只要是利他的事，无论多么微不足道，都应该是平凡中的伟大!

郭长安之所以被乡亲们誉为经商奇人，就是因为以他的爱自己，也爱乡亲的品德，去践行善德的举动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4年10月17 日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文：郭铁汉